郭道晖:清华百年大政方针小议

清华百年大政方针小议

电机1951级 郭道晖*

从1911年清华学堂创立算起,至今已有一百零八年历史。又,自1959年校方成立校史编委会及校史编写组,之后扩展为校史研究室、校史馆,迄今也有60周年。

值此佳期,校史馆同志有出版纪念文集之议,邀我撰文。欣然应命之余,限于知情不多,且现年已逾90,往事多有遗忘,手头又无现存史料,碍难尽述。本文仅就记忆所及,略举清华历史上治校的大政方针、守则和箴言,稍加点评。所论或有讹误,请校史专家和清华校友费心校正;为总结经验教训, 不讳直言之处, 亦望海涵。至于继续搜集、编辑完整的治校铭言事迹,则寄望于校史馆的专家和所有清华校友。

1959年校史组草创之初,我由清华党委宣传部调校史组,曾任副组长、代理组长,在几位原政治课教师共同协力下,以清华胜因院9号住宅为办公室,潜心修史达5、6年。在当时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的冲击下,我们 “躲进小楼成一统”,得以避免某些干扰,完成了40多万字的解放前清华校史稿。1987年经中华书局出版,成为新中国第一部高校校史,获评为北京市第一届优秀社科图书一等奖。

我个人在埋头故纸中也获益良多。深感清华这样一个举世闻名、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其积累的中西人文思想、治校经验教训,厚重多采,是一大文化宝藏,有待后人不断发掘,正确弘扬;也有些思想遗产经过历史实践检验,需要加以辨正、扬弃。这或许也是 “不忘初心”的一项善举。

清华校史研究馆几十年来已编辑出版了不少史料典籍和设置校史展览馆,成绩卓著,有利于后人继承母校优良传统,弘扬清华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业绩。当然,可能仍有不少有重要意义的治校箴言未曾辑录,传喻后世;有些现已过时或原本有缺陷的校政方针,也有必要加以清理或扬弃。这是有望于校史馆专家和所有清华校友继续关注和尽力的。

一、关于清华校训

清华校训最早出自梁启超1915年(民国4年)在清华学校的一次演讲,题为《君子》,其中引《易经—象辞》中的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勉励清华学子要成为真“君子”,做像英国那样的“绅士”(gentleman):严以律己 ,讲究节操,注重仪表,“望之俨然”。当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铭言内涵深厚,具有中国特色,比英国绅士的境界高远。校方据此定为清华校训,流传长久不衰。后来还在大礼堂的舞台天梁上, 塑挂含此校训的大校徽,以示警策。直到清华解放后才废除。

1953年经过院系调整,清华由拥有文法理工农五个学院的综合大学,改为单纯的工科大学,以 “又红又专的工程师摇篮”为职志,几十年内培养了大批有用专才,对建国初期国家工业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不过此后对“自强厚德”的校训则予以搁置,对老清华教育多有非议,但出身于老清华的蒋南翔校长并不赞成对旧清华教育否定一切,曾提出“三阶段、两点论”的方针(即将清华历史分为解放前、解放后到院系调整前、院系调整后三阶段,每阶段都要一分为二地评价)。但限于当时的时势,旧校训仍不免被认为带有封建性,不能与新中国全盘学苏的教育方针和“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培养目标相适应。把“红”的标准绝对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 “左”的政治运动不断侵扰的情势下,正规的教育秩序已难以维系。虽蒋南翔校长对此局面也曾力求有所抵制,如强调清华教授“一百单八将”是学校的“稳定因素”,要求学生 “德智体全面发展”,力争削减政治运动的冲击,等等,但毕竟难以完全超脱。仅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校错划了571个“右派分子”,大批学生与教师、干部沦为“贱民”,乃至劳改犯,有的甚至饿死于大饥荒的年代。至于文革十年的浩劫,文质彬彬的学堂蜕变为真枪真炮的战场,师道尊严狠遭践踏,厚德校训背弃九霄云外,校誉扫地,校友痛心。这些固然是当时总体上推行极左路线的恶果,也反映了清华治校和中国教育史上一大失败。这些痛史殷鉴不远,校史研究不应回避。

改革开放以来,老清华“自强厚德”的校训重新复苏,获得校方承认,学子奉行。但鉴于新时势下究竟应以什么为校训,又有过某些争议: 校友中有人把老清华教授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题辞中提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援引出来,【1】主张这8个字才是应当奉为校训的正统。此议得到不少人赞成;也有校友认为这两个“八字箴言”可并行不悖,但都未成气候。

我想,后面8字确有历史的和现实的针对性,但要能将它列为校训,以目前局势考量,恐有难度。现阶段不妨把原有校训的“自强、厚德”作扩大解释,使之包含“独立、自由”的元素,以之为自强的基础和厚德的目标。——思想不自由岂能“自强不息”,精神不独立何谈 “厚德载物”?

【1】 王国维纪念碑树立在清华园二校门内左侧第一教室楼旁小山坡上, 上刻有陈寅恪教授所撰纪念碑文,节录如下: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二、关于大学之道

1.梅贻琦:“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这句名言,使清华大师云集,即使处于艰危困苦的“联大八年”,茅草教舍也聚集了当时中国顶尖的名师名士和培养出不少后继的博士院士,名扬海内外。

2.蒋南翔:“108将(教授)是清华的稳定因素”; “教师和职工是学校前进的两个车轮”。

以上两句治校箴言,有助于消解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位与作用的贬低,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

3.不过在学校干部中,当时也流传两句格言:做“不漏气的发动机” “听话出活”的干部,这就值得商榷了。

所谓“不漏气”, 后来被解释为党委领导核心应当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这似乎无可厚非。不过据我所知,此一信条的提出,源自反右斗争期间施行“阳谋”,应对党委领导核心内部有所谓“右派叛变”,泄露反右的权谋机密,因而有必要强调隐瞒内情,“抱团”对外。事后证明,当年清华所划“右派”全部属于错划,已全部“改正”。从整体上评估,“反右运动”全盘皆错。何况这种保密信条,有违政治道德和国家法治,与民主的公开性原则和公民应有的知情权相悖,而且也会脱离群众的监督,是不可取的,应予否定、扬弃。

至于“听话出活”,长期以来也当作清华学生的隐性培养目标和选择干部的标准。据说这一格言曾被演绎为“做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 “出活”是应当的,无可非议,且可说是清华干部可以自豪的一大特色,亦可解释为校训“自强不息”的体现;但“听话”则需要分析,一般应是指服膺真理,或“听党的话”,而不应只是听某个领导人的话,如广泛流传的所谓根据“* *(校领导人) 精神”之类。至于做“驯服工具”,又何能“奋发有为”?即使是对校党委乃至执政党的某些决定,有时也需要问个“为什么”。历史已经表明,党组织也可能犯错误。殷鉴不远,应当记取。

其实,清华人历史上也有胜过此语的格言:如早期清华学生中的首批共产党员施晃、冀朝鼎等自发组成的革命社团 “超桃”(即“超过桃园三结义”的意思),就奉行“真理所在,即趋附之”的座右铭。前引陈寅恪所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应予继承发扬的理念。

三、通才教育

老清华一贯的教育方针是“通才教育”(或通识教育)与“英才教育”。一些清华老教授大都持此观念。像梅贻琦、叶企孙、潘光旦、冯友蘭、梁思成、陈岱孙诸大师,无不强调此点。我读过梁思成教授在解放前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理工与人文》一文,其中提出:理工与人文是相通的学问,不可偏废。只会理工、不懂人文,或者只会人文、不懂理工的人,只能算是“半个人”。他甚至提出要“打倒 ‘半个人的世界’!”他们都认为,如果工科学生只埋头于他那个狭窄的专业,没有人文方面的素养,最多只能做一个“高级匠人”。我们电机系的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系会上对我们的教导是:“青年人既要学‘为学’,更要首先学‘为人’。”学“为人”,固然要有道德素养,学“为学”也不能限于本行专业,而要有广泛的文化与社会知识,这也有助于养成高雅和高尚的人格情操。一个人可能很有专业知识,但不一定有文化。他是某行专家,如果不具备“通识”与“达德”,则只是“半个人”,不能算是文化人,也不可能成为某行专业领域的大师、科学家、思想家。近年流行所谓“钱学森之问”——解放后我国大学为什么至今没有培养出“大师”?其因或出于此。

清华老一辈大师中,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大都学贯中西,融汇古今,兼通文理。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创办人顾毓琇,既是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作品甚丰的著名诗人、戏剧家、音乐家。梁思成也是如此。他们将几千年的中西文化精华和时代精神融化于自己的血脉之中,在“为人”与“为学”上达到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峰。

到我们这一辈,虽然已大不如前人,但仍得通才教育之余荫。我们同班同学一百人中,既有大批电力、电讯方面著名的本行专家教授,单是工程院士就有四位;而且,还出了一位长于管理经济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一位著名的工业经济学家、两位法学家、一位城市规划和建筑艺术家,乃至著名的音乐家、书法家、诗人,等等。他们在参加工作后能自如地转入其他专业或兼精其他学问,并成为出色的行家,得益于他们在校时所受的通才教育。我在校时就常去听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晗等文法学院的大师们的演讲,到建筑系去听美术史课和学画素描,到图书馆去博览群书,获取多方面的人文、社科知识。当然更重要的是还参加了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和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学生运动,得到多方面锻炼。

当然,改革开放后我由工科改行搞文法科,从事法学研究与法治建设,其成就也与原来所学理工的知识息息相关。我50岁才转行到法律界,研究法理和从事立法实务,经过40年的历练,居然被学界评为首批“著名法学家”和“法学终身成就奖”,并被过誉为“法学启蒙思想家”、“白发青年”“法学泰斗”“当代中国法治三老”之一,云云。人们常诧异我居然老年出家,能“华丽转身”,询问有何秘诀?——其实,之所以被过誉,实基于中国法治与法学过于蒙昧“幼稚”,致使外行经过历练也能冒尖;再则多少得益于通才教育,这也是从小学到中学就已开始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成果。初中时期我就通读过《四书》等古籍和背诵唐宋诗词;十七岁就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时评;高中时获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办壁报获全校冠军,得“笔扫千军”奖旗。这些经历都是 “全面发展”教育的成果,有助于 “通识”的培养。

解放后,1952年学习苏联,进行院系调整,清华的文法理学院被合并到北大,只剩下工科。在教育目标上提出“又红又专”要求,“红”则主要是注重政治立场;“专”则是限于本行专业,而且越分越细。强调“清华大学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亦即培养“红色高级工匠”,而不是文理兼通、“厚德载物”的通才、文化人、思想家和科学家、学问家 (凡追求这些的往往被扣以“白专道路”)。当时学校也鼓励学生的“全面发展”,不过限于专业知识外加文娱体育活动,而对吸收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结晶与文化知识精华的“通识”,和崇高道德情操的陶冶,受当时“专才教育”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及阶级斗争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就有所局限和欠缺。在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学生红卫兵带头大搞武斗,残害老师和革命干部,固然主要是错误路线的误导所致,但这样的暴行,是提倡“尊师重道”、“厚德载物”等人文素养的老清华师生难以想象的。

改革开放后,清华已经开始注意了这方面的问题,在教改中力图恢复综合大学的规模和格局,这是令人欣慰的。但如果不把着眼点放在利用综合大学文法理工多学科的优势,去强化通识教育,也会是事倍功半。前些年发生大学生在北京动物园拨硫酸伤熊事件,竟然是清华电机系的应届毕业生干的,而且这个学生的动机不过是想试验狗熊的“嗅觉灵敏度”。这使舆论大惊。这虽是个案,不能以一概全;这一事件固然也可以归咎于他本人的社会公德问题;但其只迷于“科学试验”而不通达人情事理,不懂得关爱人而及于人类的动物朋友,缺乏“仁爱”“恻隐”之心和“文雅”的学者情操和君子风度,可能多少与学校较多注重培养“专才”、“科学匠人”,而不大注重“通识”教育的偏颇有关。才多识寡,难免成为头脑简单的书呆子,或恃才傲物,难容于世。

四、 “言胜于行”还是“行胜于言”

记得清华大学大礼堂前草坪上竖立着上世纪20年代老校友献给母校的一个石雕日晷,上刻“行胜于言”4个大字。这对当时不良政风和社会风气是有所针对的。现今更有现实意义。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是清华校友)的习近平也注意及此。他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他还说过,各级党员干部如果都能坚持行胜于言、知行合一,坚持一级做给一级看,就一定能迅速刮起一阵真抓实干、勤政务实的“实干”之风,于国于民都利大于弊。[转引自《复兴时评》网文:​《行胜于言,党员干部要少说多做 》,2017-12-20 23:37 ]

近年来召开的党的18大和19大以及党中央的全会所通过的一些决议,和最高领导人的多次讲话,提出要实行全面依法治国,而且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要建立法治社会,还特别强调“宪法的权威贵在实施”,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等。这些格言和思想也是我们法学界40年来一直在追求的。如果能真正实行,那就可以说是把法治提升到了宪治阶段。

当然,文字上的新思想不是空谈,需要付诸实行。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官员,所追求所实行的却仍是人治。权力高度集中,虚夸之风甚嚣尘上,甚至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如清华有的教授宣称现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超出美国“)。至于某些党政部门出现的一些违宪行为,迄今也少见纠正。这是令人担心的。

“宪法贵在实行”绝非空话,我衷心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到母校大礼堂前的石晷格言能真正奉行,切实做到“行胜于言”!


*郭道晖,1951年清华电机系毕业,曾任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79年4月调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曾任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调中国法学会任研究部主任,1989年离休后又返聘为《中国法学》总编辑十年。

五柳村2019年3月21日(星期四) 上午9:44收到

哈佛校长的北大演讲:真理的追求与大学的使命(中文全文)

转自哈佛中心(上海)2019-03-20

哈佛大学的第29任校长白乐瑞

哈佛大学的第29任校长白乐瑞 (Lawrence S. Bacow)

2019年3月20日,哈佛大学校长白乐瑞(Lawrence S. Bacow)参访北京大学并发表了题为《真理的追求与大学的使命》的演讲。

哈佛大学的第29任校长白乐瑞2
哈佛校长莅临北京大学演讲

演讲原文如下:

谢谢您,郝校长。各位同行、同学、朋友,大家好。今天来到北京大学,我非常荣幸,感谢你们对我的热情欢迎。请接受我对贵校一百二十周年校庆的诚挚祝贺。

更令我感到荣幸的是,我这次到访,恰好是在五四运动百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它是一代中国青年对世界的宣言:我们要追求真理,我们相信真理改变未来的力量。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听到蔡元培校长的声音: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北大人勇于探索新知,敢于推动变革,这首先得益于蔡元培校长的远见卓识。

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更热切地想要了解这所创立最早的中国大学之一。北大是为大学之道而建的大学,是为思想自由而建的大学。我来过中国很多次,既有私人旅行,也有公务访问。这次我作为哈佛大学校长访问中国,造访中国优秀的高等学府,感受尤为不同。哈佛和北大都有着对高等教育的坚定信念,两校的学生和学者之间有着深厚的联系和紧密的合作。无论是艺术和建筑,医学和公共卫生,还是工程和环境科学,他们在各个领域中共同创造的知识,都将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应该记住,蔡元培不仅领导过北大,还协助创建了中央研究院、上海音乐学院以及国立艺术院。他的努力提醒我们,人文和自然科学都能够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改善人类的生存处境。

从上上个世纪开始,哈佛大学就一直向东方探求知识,谋求合作。1879年,戈鲲化先生带着妻子和六个子女,不远万里从上海来到波士顿,成为了哈佛的第一位中文教师。他从中国带来的经典书卷,是哈佛获得的第一批亚洲语言文献,也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最早的馆藏。一百四十年之后,哈佛燕京图书馆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一百五十万册藏书的大型图书馆,是亚洲以外最大的东亚学术资料库,其体量在哈佛全校八十余座图书馆中位居第三。哈佛燕京图书馆有很多数字化馆藏,比如“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向全球的学者在线提供北大和哈佛共同收藏的珍贵文史资料。

在哈佛大学各学院的教授学者中,有超过三百位中国问题专家利用我们的东亚资料从事研究。我们研究中国的学者数量,在全美所有大学中首屈一指。这些学者和老师们从方方面面推动着我们对中国更深入的理解,包括中国的文化、历史、宗教、人类学、社会学、法律、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政策,以及商学。上个月,为了准备本次访华,我和他们当中的一些学者共进了午餐,了解了他们丰富的学术成果。那真是一次思想的盛宴。他们让我看到了以多重视角研究复杂的中国问题的必要性,更让我深刻领会了与世界分享中国知识的重要意义。当然,任何个人的能力都比不上集体的力量。哈佛成立了一系列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所来支持、推广研究。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哈佛亚洲中心以及哈佛中国基金等机构,全面地影响着哈佛对中国的思考方式,从教学研究到交流合作。它们当中最老的是哈佛燕京学社。九十年前,哈燕社正是在这里,从燕京大学的故址起步的。今天它仍然在支持各个领域的中国青年学者的学术成长。我们的这些机构当中最新的是哈佛全球研究基金。它从四年前启动时开始,就一直为不同规模的研究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大部分是关于中国的。为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国际关系等重大挑战提供有效研究方法的解决方案,这不是一所大学、甚至一个国家所能做到的。要在这样的领域推动变革和进步,需要很多人跨学校、跨行业、跨文化、甚至跨政府的共同合作。

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如何培养人才和智力资本,就至关重要。在哈佛的校园里,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有志者;我们相信他们能为我们的社区以及更广阔的世界作出贡献。今年一年之内,就有一千多名中国学生和超过一千名中国学者来到哈佛求学求知。这比来自其他任何国家的学生学者都多。他们的足迹遍布哈佛的每个学院。我们还有超过两千五百名中国的校友。如果戈鲲化先生今天能回到波士顿,看到很多和他一样生于中国的学者在哈佛任教,一定会感到欣慰。他如果得知中文已经成为哈佛第二热门的外语科目,一定会感到高兴。

我刚才介绍的这些数据和举例显示了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浓厚兴趣,以及我们为之作出的巨大努力。但数字并不能完整地解释,作为一个大学社区的成员意味着什么。哈佛校园里的每一次对话,每一种互动,都透露着谦逊和希望。我们随时都愿意承认“我不知道”,我们随时都愿意和伙伴们相向行,面对挑战和失败,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一起憧憬成功的喜悦发现和创新的过程总是复杂而艰辛的。这个过程需要创造力和想像力,但更重要的是勤奋的工作。卓越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获取的,且谁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 。

追求和创造知识的人们之间,总是有一种跨越时空的相互关怀。我还记得七十年代后期,我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年轻教员时,一个中国学术代表团对学校进行过一次历史性的访问。漫长的分离一点都没有削弱师生同事之间的美好感情。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面了,但他们就像刚分开不久的朋友一样相互问候,然后又开始讨论共同关心的学术课题。对我来说,这生动地证明,在严峻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下,大学仍然可以成为力量的来源。

我还想到第一届帕格沃什 [Pugwash] 科学与世界事务大会。在1957年紧张的冷战局势下,来自世界各地的二十二位著名科学家聚集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讨论热核武器的发展及其对文明的威胁。他们的集体努力为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其他若干重要协议奠定了基础。这二十二位与会者中,七位来自美国,三位来自苏联,三位来自日本,两位来自英国,两位来自加拿大,另外各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法国和波兰。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是这二十二人中唯一的中国人。他后来还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并在1978年率团访美,谈判促成了中美之间的学者交流。我们应该感谢像周培源教授这样富有远见和勇气的领导者,始终把和平和共识放在首位。

当下,我们两国政府之间正在就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谈判。这些谈判有时很艰难;它们的结果将对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相信,保持学者之间跨越国界的交流,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不仅如此,任何关心高等教育在人类生活中所起作用的人,都应该能够理解其中特殊的意义。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优秀的学府更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当然,哈佛在美国,北大在中国,我们都有责任为各自的社会做出贡献,促进各自国家以及全世界的发展。而我们作为大学,要真正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唯一的方法就是践行和维护那些能够超越国界的学术价值。我去年十月发表就职演说时,曾经谈到过这些基本价值。当时出席就职典礼的,有哈佛大学成百上千的学生、教授、职员、校友和友人,也有来自全球二百二十所院校的代表。我想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当时发表的想法。

伟大的大学坚持真理,而追求真理需要不懈的努力。真理需要被发现,它只有在争论和试验中才会显露,它必须经过对不同的解释和理论的检验才能成立。这正是一所伟大大学的任务。各学科和领域的学者在大学里一起辩论,各自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理论,努力理解并解释我们的世界。

追求真理需要勇气。在自然科学中,想要推动范式转移的科学家常常被嘲讽,被放逐,甚至经历更大的厄运。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里,学者们常常需要防备来自各个方面的政治攻击。

正因为这样,开创性的的思想和行动往往是从大学校园里开始生长。改变传统思维模式需要巨大的决心和毅力,也需要欢迎对立观点的意愿,需要直面自己错误的勇气。伟大的大学培养这些品质,鼓励人们倾听,鼓励人们发言。不同想法可以切磋,也可以争论,但不会被压制,更不会被禁止。

要坚持真理,我们就必须接受并欣赏思想的多元 。对挑战我们思想的人,我们应该欢迎他们到我们中间来,听取他们的意见。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能够敏锐地去理解,但不急于作出评判。

我担任哈佛大学校长,还不到一年。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们的校园里已经至少六次出现过有争议的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时甚至是激烈的争吵和公开的抗议。参加争论的有学生,有教职员工,也有校友和学校的友人。这样的争吵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快。但它是一个社区健康的标志,是积极的公民参与的象征。事实上,如果有一个学期完全没有发生这样的辩论,那才是不正常的,甚至会让人感到不安。当意见冲突发生时,我们就不得不自问: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社区?而正是这个问题维系并强化着我们的集体,让我们对真理的追求更加深刻。

我作为校长的职责往往并不是决定学校“正确”的立场,而是确保讨论渠道的畅通。从远处看,哈佛大学好像有一个统一的声音。但实际上,哈佛是不同声音交响共存的地方。而我们最为重要也最为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让社区的所有成员都觉得他们可以畅所欲言。

改善我们的社区,改善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们大学的职责。目前,哈佛本科学院最热门的课程之一是“中国古典伦理与政治理论”。上个学期有425名本科生选修了这门课。当授课教授被问及对哈佛学生有什么建议时,他说,“我们的世界是由人类活动创造的。如果我们对世界不满意,我们就应该去改变它。千万不要落入危险的思想陷阱,以为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世界永远都在改变。”

伟大的大学不仅坚持真理,而且追求卓越。在我的就职演说中,我特别强调了哈佛师生卓越的天赋和惊人广泛的学术与事业追求。才华不仅绽放在课堂和实验室里,也飞扬在餐桌、操场和舞台上。和伙伴们共同学习生活为他们创造了改变和成长的机会,而这些机会,也许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能存在。多样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差别中受益。我们很容易想象,如果所有人的背景、兴趣、经验和想法都一样,大学只会变得沉闷无趣。

人们常常问我哈佛成功的秘诀。我们所有的成功,都是在他人的帮助下实现的。如果没有全球其他优秀高等院校的挑战和激励,如果不能向同行学习、与他人合作,我们绝不会像现在这么成功。仅仅在美国,就有四千余所大专院校。它们惊人地多样,有的专注于本科教育,有的兼顾本科生、研究生和职业教育;有的专注于艺术和音乐等单个学术领域,有的同时推动多学科的发展。它们都在为人才和资源竞争;但它们又都以其他学校为榜样,谋求自己的进步。

哈佛也不例外。我们向或远或近的邻居们学习。我们正在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合作伙伴们一起探索如何通过技术让更多的人享受我们的教育资源。我们的联合在线教育平台 edX 已经为超过一千八百万名学习者提供了教育机会,而这一数字还在增加。与此同时,这些学习者们也为我们提供了教育科学的新视角。

从2013年开始,北大也加入了我们的平台。在参加 HarvardX 课程的同时,学生同样可以选修 PekingX 课程。从民俗和语法,到音乐和药物发现,再到营养学和机器人,这些课程包罗万象。北大的听课学生,因此增加了几十万人。更广泛地共享知识的宝藏,是我对哈佛和其他所有高等院校的期望。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用我们的卓越来帮助那些也许永远没有机会踏入我们校园的人们,让他们的世界也变得更好。

最后,伟大的大学意味着机会。我的父母是作为难民来到美国的。我的父亲幼年时为了逃离迫害从东欧移民美国。我的母亲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在饱经丧乱之后远渡重洋,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进学求知的机会。他们认识到教育在他们新的国家的重要性,并支持我升学深造。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教育的帮助,我今天不可能来到这里,和你们畅谈我的感悟。和无数其他人的经历一样,上大学让我能够成功。我希望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青年们都能理解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你想要有所成就,教育将帮你实现梦想。

我们的大学必须继续坚持这些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与众不同的价值:真理,卓越,和机会。我们必须维护和强化我们之间的学术交流,让我们能够携手共进、引领世界。

最后,我引用中国伟大的现代诗人阿布都热依木·吾提库尔的诗结束这次演讲:

漫漫人生路上,我寻觅真理,

向往正义的途中,我苦思冥想。

我时时刻刻祈望着倾诉的机会,

用哪些充满意义和魅力的词语。

来吧,我的朋友们,

让我们畅所欲言,各抒胸臆。

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正在共同的道路上前行。我们的师生们维系并拓展着我们的联系,继续探索研究,增进善意。让我们继续相互学习,在知识和智慧中成长!再次感谢你们的热情欢迎。来到北大是我的荣幸。愿我们两校的师生在未来的对话中继续畅所欲言,各抒胸臆。


哈佛中心(上海) 成立于2010年,由哈佛商学院和哈佛中国基金共同组建和管理,为哈佛大学所有院校在中国的学术研究、合作,学生交流,以及教学工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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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已于2019-03-21修改

 

哈佛新校长访华 在北大发布演说

习近平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巴科

巴科表示,很高兴就任哈佛大学校长后首次出访就来到中国。我此访不仅作为哈佛大学的校长,也代表着美国高校来促进美中教育交流。美中高校等教育文化机构保持和深化交流合作,从长远看对促进美中关系至关重要。哈佛大学拥有大量中国留学生,汉语在外语中的普及率名列前茅。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大力加强高等教育令人钦佩,哈佛大学愿继续推进同中国教育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新华网 2019-03-20 19:26:30)

哈佛校长北大演讲并回应美国招生丑闻:要确保教育的公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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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北京大学 视频截图

3月20日,哈佛大学校长巴科(Lawrence S. Bacow)在北京大学作主题为《真理的追求与大学的使命》的演讲。(澎湃新闻 2019-03-20 21:57:15)

更多见北大新闻网 哈佛大学校长白乐瑞访问北京大学并发表演讲


【推特采风】

LIFETIME 视界‏ @lifetimeuscn 12小时12小时前 上午7:23 – 2019年3月20日

今年二月刚上任的哈佛校长首次出访就是去北京家访,习明泽同学的家长习近平隆重接待了巴老师。pic.twitter.com/4cwzwVu17B

哈佛新校长访华.

Uyghur from E.T ☪‏ @Uyghurspeaker

哈佛大学校长3月20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特意提到自己的父母是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并引用維吾尔诗人Abdurehim Ötkür的一首诗来结束了演讲。

此媒体可能包含敏感信息。你的媒体设置已设定为当媒体可能含有敏感内容的时候通知你。  查看

下午2:56 – 2019年3月20日


lshat H. Kokbore‏ @HKokbore  Ilshat H. Kokbore 转推了 Uyghur from E.T ☪

这是一个西方智者对黑暗中沉沦中国知识分子发出的呼吁!

哈佛大学校长,在其北大演讲中,在强调了自己父母逃亡者的身世,特别是母亲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身份之后;再引用现在著作被禁,著名近代维吾尔诗人、作家、历史学家阿不都热依木·乌铁库尔的诗作结束语,一切都在不言中,高手!

下午3:52 – 2019年3月20日


LUCY‏ @zhanglucy88

哈佛大学校长在北大演讲,当被问到“哈佛如何开放不同思想和声音的窗口”时,白乐瑞回答道:“想要真正追寻真理,你必须要不断试验,你不是生活在回音室里,你要跟你想法不一样的人交流,要去聆听跟你意见不同的声音,但是不要过于迅速地去判断。”

下午6:44 – 2019年3月20日


推特上也有不同看法

CC‏ @CC05778068 · 8小时8小时前 回复 @lifetimeuscn

美国名校也不免俗了,该拿的钱就拿,不该拿的钱也拿,该低头的就低头,家访算个啥,媚权和大陆高校如出一辙,有钱赚其他算个球!

David Li‏ @DavidLi90610537 · 11小时11小时前  回复 @lifetimeuscn

哈佛的耻辱,这个校长做了人生最不要脸的事情。

lake yun‏ @tiger5000 · 12小时12小时前  回复 @lifetimeuscn

对美国所谓 “ 高等名校 ”的迷信彻底打破。

 

中国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物丑闻背后的政府公信力“塔西佗陷阱”

赵雅珊 BBC中文记者

  • 1小时前(北京时间2019-03-21 09:20)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物丑闻背后1
图片版权 学生家长提供照片 Image caption 家长们在学校门口维权。

进入自媒体时代,中国的公众事件往往在社交媒体平台爆发和发酵,随后倒逼官方表态和调查。今年一系列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的处置能力一路拉拽着公信力疾驰而下。近期中国四川一所学校示范食堂的食物丑闻应急处理再次将地方政府岌岌可危的公信力呈现在公众面前。

自3月12日开始,中国社交媒体上关于四川省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成都七中实验学校的“过期食品”文章和图片迅速传播,搅动民间舆论场。一时间,愤怒和疑惑情绪充斥互联网。人们在社交网络奔走相告,想要真相和说法。

官方和其所严控的传统媒体保持沉默数日。此后官方宣布的调查结果广受质疑,政府公信力再次遭受打击。学者称,当地政府陷入“塔西拓陷阱”。

“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是当代学者引申、演绎出的概念,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争议中的视频证据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物丑闻背后2
图片版权 Wenjiang Government Weibo

3月12日伊始,一批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流传的“发霉食物”照片引发舆论关注和公众愤怒。接下来的一两天,家长与官方“激烈”对话,官方使用辣椒水和催泪弹驱散人群。事态扩大,引发全网关注后,传统媒体和官方微博号开始发布通告。

3月17日,官方的通报显示,成都七中实验学校校长被解聘,要求学校落实校长陪餐制;粉条样品有霉斑不合格,其余17个样品经检测未发现问题;而另外三人因 “造假”食材照片,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捕。

成都警方称:“文某某、王某某等3人于3月12日晚10时许,强行进入小学,撕破部分食材包装,抛洒踩踏食材,就地取物撒在食材上(姜黄粉撒在鸡翅,毛肚上撒红曲米),改变了食材原有形态,并故意摆拍成为照片视频,上传到网上。”

但官方沉默后的“权威”发布并未赢回公信力,反而引来质疑声一片。

该学校一位不愿具名的家长对BBC中文说,“对现在的处理结果不满意。”他说,17日所谓的官方发布会,并没有家长参加。而官方的视频证据为什么最后才拿出来?

该家长说,他加入了几个社交媒体上的家长群,这些家长群的总人数约有4000人,在校学生约6000人。“如果我们有家长被处理,我们会反应很大。我们没有家长说被抓了。” BBC中文记者试图向成都警方求证,但截至发稿前,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质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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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版权 学生家长提供照片 Image caption 学生家长在学校食堂发现发霉的面包,但被官方称为伪造。

来自官方的说法引发中国社交网络上舆情的新一轮讨论和质疑。微博网友@jiangdong1974评论道: “如果有人造假,不该撤校长,如果无人作假,不该抓人。” 用户“民建小石子”说:“请学生来辨认家长,看是不是真的学生家长?”。

用户“人若只如初见”说:“平时学校一出事视频就坏,这咋就好了?” 这是网友对官方在关键性证据“总是丢失”的调侃。

一年多前,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的官方通报说涉事班级视频监控存储硬盘已有损坏。这引来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

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对七中实验学校食物事件评论道:“当政府公信力在互联网时代有所不足的时候,互联网舆论场的部分抵制性回应是很正常的。这是多元化舆论场的普遍规律,首先我希望官方对一些激烈的声音予以包容。”

中国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退休教授展江对BBC中文表示,当地官方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展江表示,最开始的宣传禁令造成了先天被动。互联网就开始流传(谣传)了。官方的舆论场在最初的时候没有启动,民间的舆论场启动了,而且信息公开滞后。有的人只愿相信他们认定的事实和真相。

中国官方的公信力丧失并非一日之寒。上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丢失“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案的调查结果受到中国舆论的高度关注。中国官方称,承办该案的法官王请林故意盗取相关卷宗。而此前王林清曾在一段公开视频中表示卷宗离奇失踪,并称为“免遭不测”才录制影片。

与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物丑闻的路数一样,最高法法官也最先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声,占得民间舆论场的先机。官方发布“权威”视频,确认偷卷宗的凶手是王清林本人后,却引来一片质疑声和骂声。

老百姓根本斗不过共产党

一名中国新闻门户网站编辑对BBC中文透露,该网站周日(3月17日)接到网信部门关于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品问题的报道通知,要求从当日下午3点开始“全面降温”,“视频网站、相关音视频内容,采取先审后发措施,严控有害信息。” 而“成都七中实验学校”的关键词已不再占据中国社交媒体微博的热搜榜。

家长称“很明确,政府要平息这个事。老百姓根本斗不过共产党。这个事情就验证了这一点。”

他说家长们都在抱怨,但都没办法,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BBC中文记者联系的其他多位家长均婉拒采访,并表示对目前的处理结果基本认可,不愿再多说。

该家长说:“我们也没办法。娃娃就这样白吃了这么久的发霉食物。”

塔西佗陷阱背后的官员逻辑

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发布假消息的三人,展江对此表示:”太简单粗暴了”。官方虽然做了一些沟通的努力,包括见面、媒体发布但是最后采取比较严厉的做法。这对缓和和解决矛盾,恢复政府公信力没有帮助。

展江表示,缓和和对话有助于解决问题。但它不符合现实的中国官场维稳和立马平息事态的逻辑。源于维稳地方责任制的存在,官员首先想到的解决办法是让负面消息消失。

他说,中国的老百姓不会轻易挑战政府。(七中实验学校事件)对于中国全国范围来说,不是大事。但从不敏感的地方性事件变成舆论场上的大事件,已经有很多教训。反复循环的历史证明社会治理水平比较低下。

李萌:第一次北极光摄影经历经验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总会有机会听到北极光这个词或有机会体验在地球的北极天边那绚丽壮观犹如翩翩舞姿的北极光。这次去挪威之行共4天,旅行本身就叫‘追踪北极光’。

北极光的正式科学名称叫‘AURORA’,这是意大天文学家伽利略在四百年前命名的。AURORA是罗马神话中的曙光女神,每天清晨她打开宇宙的大门,让曙光照耀人间。

什么是北极光:

北极光的产生来源于太阳表面释放的粒子(或叫太阳风)射向地球表面,这些粒子被地球北极磁场吸引而穿透我们地球的磁场时与氧气和氮气的原子分子碰撞而产生的光。这些太阳粒子的用了仅仅两到三天在宇宙中穿行15亿公里的距离到达我们的北极。这些带点粒子在北极的天空与大气层碰撞产生光就是北极光,幸运的是这些宇宙射线至多有时影响无线电广播,而不会到达地面伤及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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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光产生的高度范围离地面80-100公里至250公里的高度范围。

北极光的颜色主要取决与和氧气碰撞和氮气碰撞的结果,即一般为蓝色而在上层与氧气产生红色,但红色不是主色。我们看到的北极光照片非常绚丽多彩,因此在去挪威前,心中的北极光是非常美好,气势磅礴,应当在天际像立体电影那样壮观。但实际上,我们眼睛的色彩频谱非常有限,实际看到的极光像白云那样在天际飘茫不定,偶尔可以感觉淡蓝色,虽如此,漆黑的夜空中,仰望那无边宇宙银行系闪烁的明星时,广阔天慕的舞台突然出现北极光,那激动和震撼还是让人感叹宇宙的神秘莫测,以致感叹造物主的伟大。我们今天科学已经发展到探索银河系以外数亿光年的距离,联合国组织对于北极光的预报来源于观察太阳黑子和太阳风的爆发程度,但这个预测往往与现实相差甚远,我们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仍然非常有限。

旅行计划:去看北极光是个碰运气的事情,向往已久。有两个地方是传统看极光的地方,冰岛和挪威北面。最后决定还是去最北面的挪威,并且选择在北极光发生几率最高的时间,3月中旬。

具体行程,从英国乘飞机到挪威的Tromso, 然后乘坐油轮在挪威海峡向北沿着海岸线分别白天在几个港口停靠,而夜间航行,夜间北极光产生的时间多在晚8时到临晨3时。停靠的主要港口分别为;Hammerfest, Kirkenes. 其中根据记录航线到达的最北是纬度:71.68439, 经度:25.75195。

其中到达最北面的小镇叫Nordkapp,即北角,欧洲最北面的有人的城市,它位于北极圈内200英里。挪威西面是挪威海峡,北面是北冰洋,西面分别与俄国,芬兰,瑞典接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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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参加业余摄影训练班以来,仅仅使用了我的单反相机尼康D80几次,自认为已经了解性能。而多数时候可以选择自动和P, 时间优先和光圈优先模式,而照北极光,必须采用全手动模式,并且对相机必须熟练。对于北极光摄像的初学者或门外汉,事前对于北极光摄影的准备工作非常重要,包括照相机硬件设备和如何设置以及借鉴专业和业余北极光摄影的经验更为重要。从设备熟悉和如何设置相机并实践都是挑战,特别是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更是没有想象简单。

根据所推荐的设置如下:

1 闪光:关闭

2 曝光灵敏度ISO设置:400, 800, 或1600,需要根据天空的黑暗程度而定

3 白平衡WB:设置为白天,有的建议采用自动,我采取自动

4 快门速度:10-30秒,我最后试验结果采用20秒

5 聚焦:采用手动至无限远

6 摄影模式:建议手动,我最后采用手动

7 光圈:放在最大,我最大只有3.5

8   广角:最大,我只有35mm (奇怪的是,最后照片的电子设置显示为28mm)

9   不要放置任何虑光镜片(包括UV紫外线虑光镜片)

经过出发前夜间实践,简单完成了设置,但手动焦距无线远问题没有解决(老相机镜头设置无限非常简单,而我的数码相机居然找不到),后来才看到有人建议,将焦距模式采用自动,镜头对焦到尽量远,然后将设置搬到手动,实践可行与否只有供参考了。

在设置上我有几个问题:

我采用的是尼康D80, 最开始ISO设置虽然定为1600但无论如何找不到取消自动模式,因此第一天遇到北极光,相机的最终ISO定位选择在200-600之间,刚刚开始由于运气不错遇到北极光,并且没有经验,我认为450选择其实不错,但曝光时间非常长,结果如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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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挪威南北狭长的地势,乘坐油轮驶向北极是最好选择,我所到达的地域是在北极圈向北极方向进入将近300公里,应当是北极光最好的位置,但是在我到达的前一周多云下雨下雪,那周的游客实际没有遇到北极光,我所停留的4天有3天遇到北极光,最后一天最好。第一天极光只出现几分钟,第二天半小时,并且只有天边看到时隐时现的局部极光,第三天没有出现,而第四天漫天都是绚丽的北极光,并且持续了三个小时!

第二天,修正了设置ISO为取消自动,但焦距放在无限远始终没有解决,最后查看电子设置发现为3.98米,即便采用介绍的方法:自动聚焦时焦距无限然后搬到手动,这样固定在手动,结果没有改变。有的介绍一旦D80设置手动则自动设置无限。

另外一个致命错误是,我完全忘记我的相机采购时安装了紫外线虑光片,查找资料说明,至多产生双环,但实际没有产生影响,需要探讨。我不敢确定这次是部分成功呢还是失望,总之,见到北极光已经是幸运,没有后悔。

但成功的摄影需要:好的设备,经验,沉着,技术加信心。客观原因,由于在大海上,游船行速很快,加上大风之下,人都站不稳,我的‘专业’碳纤维三脚架和真正专业相比简直就是玩具,阵风下一直颤动。

幸运的是,看到并照到北极光,许多追踪北极光的探险都由于天气和种种原因一天也见不到,相比之下算是幸运。但总结经验:事前准备非常重要,并需要有好的设备和黑夜设置相机的经验和红色手电。一定要穿的暖和,在零下5度并不很冷的气温下,刺骨的大风刮起,风加雪像刀割,人挺不了十几分钟就冻透了,感觉像零下20度以下。因此,设备加准备和多读他人经验就是最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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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拍摄的结果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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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作客美国之音 评外媒揭露六中国高官涉嫌学术造假

摘自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学位官职两不误,官场学术腐败水有多深?

华盛顿 —
法新社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多名中共高层官员的学位论文存在抄袭现象,其中包括前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和因铁腕治理新疆而闻名的政治局委员陈全国,就连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肖兴威也名列其中。中共官员被指是全球学历最高的群体,同时也是学历水分最大的群体,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大批官员学习工作双肩挑,学位官职两不误,官场出现大量极具中国特色的在职博士、硕士,学术造假屡见不鲜,学位注水泛滥成灾。中共官员整体素质不高,却为什么争相追求高学历?中国学术造假屡禁不止,其源头在哪里?

章立凡表示,法新社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个问题是中国官场最不愿涉及和提起的,也没人敢提。多数人虽心里有鬼,但眼睛都往上看,他们觉得上面都这么做,那自己这么做也不算什么。学术造假和官场学位造假是有关联的。以往高校学术造假都是一被披露,新闻就立马销声匿迹,这正是因为两者相关联。高校给某个官员授予学位,那这个学校办点事、弄块地、批点资金、自己搞点腐败都指望这个官员来实现,所以两者相伴相生,是中共现有体制造成的。现在很多校长本身就是副部级官员,教育和官场是共生关系。这次法新社的披露只是冰山一角。

章立凡认为现在官场的学位造假可能是对毛时代的反动。毛泽东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宣扬阶级斗争就是大学,称自己就是“绿林大学”毕业的。中共刚建党的时候,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大知识分子。后来大知识分子都中途退出了党组织,剩下的就是毛泽东这样的“半吊子”和一帮农民。老一辈常以大老粗、知识少、学历低为荣。但这一套文革结束就不管用了,“臭老九”一下成了领导阶级,社会风气以学历为荣。这本是好事,但中共“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特性造成了乱造学历的现象。50后在经历文革浩劫后,现在很多成了当权者。50后在中国政治代际更替中是最惨的一批人,他们有很深的自卑感,但又爬上了高位,这时候就不断用学位给自己贴金。现在官场提拔,学位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是升迁的资本。而且被称是某某博士,毕业于某某名校,从社会评价和社会身份上也会感觉高人一等,符合官员心态。但这真正掩饰的是他们的自卑感。中共就是这样的逆淘汰体制,是淘汰精英、提拔庸人的体制。

章立凡表示,学位注水只是弄虚作假的一种,根本原因还是一党专政没有监督。过去的科举制和现在官场还是不一样的,通过科举制,可以从寒门中提拔有能力的人,为王朝政权输入新的血液。但是中共不这样,首先你得入党,然后在党内进行提拔。这就造成中共的体内循环和近亲繁殖。现在把学位作为提拔条件之一,只是一种繁殖手法而已。没有第三方监督,他们仍可以为所欲为,后果就是弱化了执政党作为政党的能力。这当中其实没有公平竞争,他们的阶层和位置都是固化的,普通老百姓想通过读书和“科举”出人头地其实非常困难。所以,中共的一党专政其实是在削弱中共自己。我们不能说学历和治国有必然关系,但是我们可以说,学历造假和腐败低能治国有必然关系。


相关报道

造假案闹大 李源潮等遭外媒揭论文抄袭

作者 小山 发表时间 11-03-2019 ? 更改时间 11-03-2019 发表时间 12:51

中国近日接连被揭发有学术造假问题,而涉嫌造假的不乏中共高级官员。法新社日前报道说,当中包括前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现任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等人。其他也包括最高法院副院长,和以及上个月底刚去职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肖兴威。报道对有关的造假文章进行了分析,发现高官博士论文抄袭严重。不过,所有被抄袭者,都拒绝回应法新社的查询,中共中央组织部也拒绝对事件进行评论。

据自由亚洲报道,李源潮陈全国等六中国高官涉学术造假,论文涉嫌抄袭。

中国近日接连被揭发有学术造假问题,而涉嫌造假的不乏中共高级官员。《法新社》报道说,当中包括前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现任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等人。其他也包括最高法院副院长,和以及上个月底刚去职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肖兴威。

报道说,多名中国高层官员的大学论文被指存在剽窃抄袭现象,其中包括一位前国家副主席、一名为高权重的新疆地区党内领导。

继“学霸演员”翟天临的论文涉嫌大幅抄袭后,法新社在审读了中国知网上的中国官员的12篇硕士或博士论文后发现,其中6篇论文涉嫌抄袭。

这6篇论文的作者包括中国原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因对新疆实施高压维稳而陷入国际舆论谴责浪潮的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中国最高法院副院长张述元、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肖兴威等。

报道指事件立即引发舆论热议。

旅美作家、资深媒体人凌沧洲表示对此不感到意外。他说,中国官场存在严重的论文抄袭、造假现象。

旅美作家、资深媒体人凌沧洲说,“官员抄袭与官场的道德败坏和社会风气的败坏都是密切关联的。抄袭在他们(官方)看来都是小菜了。进入不了他们的道德考量之中。”

报道说,今年1月,中国演员翟天临被曝出在北京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涉嫌有抄袭行为。这起闹得满城风雨的事件同时也激发民间舆论对党政官员学位造假的关注。

了解相关情况的台湾独立媒体人王瑞得告诉自由亚洲记者:“因为中国有防火墙。中国的论文库不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等论文。”

那么,中国屡屡出现抄袭事件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据澳门教育学会会长蔡梓瑜在通讯软件上告诉自由亚洲,抄袭行为由大学生,到大学老师,再蔓延到高官,已经成为一股歪风文化。

中国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要上思想政治课,但就缺乏道德教育。一个已经不讲道德伦理的功利社会,为求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另一方面,文凭主义大行其道,成为雇主的用人指标,尤其是公务员。如社工及教师等,只要通过考试,甚至购买到文凭就可持证上岗,升职更加需要大量文凭,纳入升迁时具备专业能力的凭证。

据凌沧洲也说:“他们主要是为了镀金。在官员提拔的过程中,上级看什么?这些人又不是民选的,那只能看外在的东西。例如年龄、背景和学历。”

报道说,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中国国务院去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给科研诚信立下了严规铁纪,表示对违背科研诚信的行为可以说是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翟天临抄袭事件发生后,北京电影学院撤销了他的博士学位,同时取消其导师陈浥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中国教育部也出面回应,再次重申对学术不端的行为“零容忍”。

有鉴于此,中国官方是否将针对这次外媒披露的中国高层官员涉嫌抄袭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和处理也成为舆论的关注焦点之一。

凌沧洲表示,中国官方可能只会做做表面功夫。他指出,“由于触及到他们(官方)的核心利益,所以他们是万万不敢。所以不要被文件迷信了。其实中国的公民早就把这些文件当一场戏看,不会相信它们有实际作用。”

蔡梓瑜也认为,中国从来都是选择性执法,对高官总是手下留情。所谓惩罚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所谓零容忍只是应付媒体及国际的质询。但由于抄袭已成习惯,同时也没有代价和成本,这样将加剧抄袭的恶劣现状。

自由亚洲指,不过所有被抄袭者,都拒绝回应法新社的查询,中共中央组织部也拒绝对事件进行评论。

法广 | 阿尔及利亚街头革命胜利 老总统放弃连选

博谈网2019-03-12 07:07 来源: 法广
作者: 安德烈.

People celebrate on the streets after President Abdelaziz Bouteflika announced he will not run for a fifth term, in Algiers
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夫利卡宣布放弃第五次竞选后,当地人手举国旗、兴奋地涌上街头狂欢,2019年3月11日(路透社)

在位20年,两周前还恋栈权位,宣布第五次竞选,随即遭到民众空前大规模抗议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周一宣布放弃连选,无限期推迟本应在4月18日举行的总统大选。

在连续两周大规模街头抗议之后,在瑞士治疗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周日返回阿尔及尔。

星期一,在阿尔及利亚通讯社发表的总统致全国民众公开信中,布特弗利卡宣布总统大选将在全国协商大会举行之后再行确定日期。从现在起到2019年年底,这一全国协商大会将承负变革政治体制以及起草新宪法的任务。这一新宪法将交给全体人民投票公决。

布特弗利卡承诺,他将把总统权力移交给阿尔及利亚人民自由选举出来的新总统手上。他在信中暗示,在总统任期于2019年4月28日到期后,他将继续担任总统直到新总统选出。

两周前布特弗利卡曾表示将参与第五次竞选,并在竞选后召集全国协商大会,提前举行大选,“酝酿政治变革”,他的表态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抗议,抗议的浪潮日以继夜,他们指责这是变相终身制,反对声浪从本国扩及外国。

阿尔及利亚多数媒体当时立即表示,保证在第五次当选后提前举行大选的承诺,无非是一个最后的阴谋,并不能够恢复人民的信任。该国法语报纸‘国家报’头条这样标题:“布特夫利卡向人民挑战!”该报指“布特夫利卡再次参加候选可能给这个国家火上浇油!”该国两份最大的日报之一‘阿尔及利亚新闻报’十日前发表社评指出,布特夫利卡曾经可能以人民热爱的形象告别权力,但是国家的政治和金融腐败玷污了他的出路。他曾经希望在总统宝座上死去,为他举行一场如给前任布迈丁总统举行的那样隆重的国家葬礼。但是,他将在示威规模远远超过晚年总统布迈丁的反对声浪中离去。

现年82岁的布特弗利卡1999年当选总统后连选连任,在周一的公开信中表示,对他而言,不会再有第五次竞选总统。他的健康状况以及他的年龄要求他向阿尔及利亚人民尽最后一个义务:为一个新共和国的到来做出应有的贡献。

布特弗利卡认为自己不再参与竞选,并推迟大选,如此“满足了阿尔及利亚众多人民向我提出的要求”。

布特弗利卡不再竞选的消息传后,周一傍晚,全阿尔及利亚大街小巷,到处汽车喇叭的响声,人们开始走上街头欢呼庆祝。

与阿尔及利亚历史渊源深厚的法国政府第一时间谨慎地表示“知情”。爱丽舍宫秘书长在记者追问下仅仅表示,“我不认为我们有更多的评论要做。阿尔及利亚人重视他们的独立,他们的主权,他们不要任何外部干预。”不过,他后来对一家电视台表示,很明显,总统对示威者的力量进行了充分考量。仅仅在法国,上个星期天就有一万人参加了示威。

稍后,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发表文告称赞布特夫利卡放弃竞选,认为总统在采取必要措施为阿尔及利亚政治变革铺路。文告随即补充:在阿尔及利亚全国爆发了规模空前、但是和平、尊严的示威游行后,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及早实现满足人民愿望的变革充满希望。

冷焰:最末端的分赃方式

可以说,目前,最令赵国大陆民众普遍憎恨的就是贪腐横行、无官不贪了。但是,正如我一直强调的,贪腐是最末端的分赃方式,人们根本就没抓住问题重点。

一切政治制度都是利益分配规则,而在专制国家,贪腐只是它必然存在的并且是权力阶层最末端最不入流的一种分赃方式。

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呢?请听我细细道来。(因掌握数据不足,只从说理层面)

我粗略归纳了一下,举起大端,包括贪腐在内,目前赵国权力阶层利益分配方式有以下五种:权力世袭、资源家族化、国有资产流转入权贵家族、福利等级、贪腐。前面四种无论哪种方式都比贪腐收益大,安全度高,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更为酷烈。

  1、 权力集体世袭

在专制国家,权力场是封闭的,掌权者就是利益分配者。目前,赵国的权力阶层有目共睹的一个现象就是,长老的儿婿是长老,将军的子女是将军,部长的子女是市长,从上到下,权力集体世袭无处不在,甚至于一位镇长百分之九十他的父母或岳父母就是县级老领导。正如杨继绳先生在《集体世袭与权力场》一文所说的:”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入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

很多年前,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后就撰写博士论文中指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仅仅一个县竟然就可以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本人曾在一个地方做过5年的电视台记者,在工作中,对此权力集体世袭也深有体会,处级、科级干部中家族长辈几乎都曾经做过同等级别或更高级别的官职不说,就算是一些事业单位,只要掌握一点权力的,其子女亲属也都在同一系统,或被其他事业单位所吸收。

2016年,中国工商银行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也提到这一近亲繁殖现象,”总行管理的691名干部中,有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统内工作”。

权力集体世袭的后果是阶层固化,贫民子弟不是输在起跑线上,而是输在血缘上,输在精子或卵巢上。

而权力阶层还公然以”红色基因”、”红色家风”试图将其合法化,迫使整个社会认同这种集体世袭,让人们崇拜权力与血缘传承,而漠视法律与秩序,因为现实无数次地告诉他们只有权力才是唯一规则。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绝不仅仅是妄语,也是他们几代人数十年精心布局的”蓝图”。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陈云就说过”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靠得住,不用担心将来会有人挖我们的祖坟”,他们的布局一直都是子女接班。

外参月刊曾披露,文革后八大老掌权,他们有一不成文的协定,对已去世的元老,隆重安葬;还健在的,官复原职,对其子女,也安排适当工作,其中有从政意愿者,至少安排一人为省部级职务。没有直系子女的或者直系子女实在不好安排的,就要用变通办法,安排其女婿、儿媳、侄子侄女,乃至孙辈。

如今看来,这种权力集体世袭,不仅是专制国家封闭权力场的必然运行逻辑,也是他们有意如此安排。

几年前,我在《”新设计师”究竟设计了些什么?》一文中就说了:

首先,他们通过第一代人所谓革命和公有化完成对全民资源的抢掠,使国民面对他们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然后,通过第二代人的私有化,将全民资源家族化。同时,在官场和财富分配上采取各阶层世袭固化手段,实行新型”种姓”统治。在实行”先富带动后富”欺骗性的经济发展帷幕下,又通过高税收和金融手段(如通货膨胀、房地产等”刚需”)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抢掠,弱民、疲民、愚民,让大众始终在生存线上挣扎。所谓国家军队一直是其党派私人武装,绝不允许军队国家化,这也是他们维持统治最坚实的后盾。

二、资源家族化

全民资源被家族化是赵国分赃模式中的第二大恶。

正如前文所说,他们通过所谓革命和公有化对全民资源实现了抢掠,然后各个家族通过名义上国有企业对全民资源进行分赃掌控,每个家族根据权力大小对某一个领域实行垄断。

按照正常逻辑,国有企业所得必然是全民所有,其收益要用于公共服务或者分配给全体国民,实际上,国民从来没有从中获得一分利益。相反,这这些国有企业在他们的垄断经营之下长年”亏损”,还要通过中央补贴的方式再次从全民手里掠夺财富,而他们自己家族一个个却从中获取巨额财富。

学者谢作诗曾愤慨地发出疑问:中石化的茅台酒,你我喝到了吗?中石化的利润,你我分享了吗?亏损的时候,没酒可喝需要补贴的时候,国企才是全民的;盈利的时候,有酒可喝的时候,就是控制人的了。他认为,国有资产在经过托管之后,就从名义上的国家和全民所有,流失到管理者的小圈子的口袋里去了,成为国企高管和少数官员的私有利益。

正如网传某二代瘸子所说的,中国拥有万亿以上资产的至少又17家,上千万资产的至少50家。而他们还公然宣称自己的成功”除了能力之外资本为零”。

早在2007年,据《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研究报告披露: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1、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2、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约5.5%;3、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约4.5%。

可以相见,通过近10年的房地产、货币超发、金融及股票等方式的洗劫后,如今的财富分配又是一个怎样的局面。马云、王健林等超级富豪在这些家族面前都不过是小马仔。

这样的资源家族化分赃又岂是贪腐所可以比拟的?

三、国有资产私有化流转入权贵家族

我无意反对国有资产私有化,但是,赵国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无处不在地充斥着将国有资产流入权贵家族。他们一手掌控公权力,一手掌控银行,利用国有资本(银行)在私有化过程中将国有资产纳入囊中,自己一分钱都不用出,就获取了巨额财富。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私有化过程中,权贵家族通过直系亲属或亲近,又或者通过扶持具备经营能力的商人代持,轻易地从银行贷出数千万资金,便能将几十亿上百亿的国有资产收购,然后在重组上市,瞬间便成为市值数千亿的企业。而这样的资本运作,对与没有权力背景的商人来说,即便有钱,也完全没有机会入局。

“赵家人”与”门口野蛮人”之争就令无数人目瞪口呆,更不用说安邦集团、海航、巴拿马离岸姐夫等更高级别的鲸吞游戏。

难怪作为马仔的徐明,平西王虽以重罪之身却还不屑地说:”他是什么身份?跟我不是一个层次,比他牛、档次高的人我认识的多了,轮不到他。”

作为权贵家族,根本不用向人索贿,能收别人的孝敬,那是表明认可你是他圈子里的人,他们也确实可以自豪地宣称”两袖清风”、”干干净净”。

四、福利等级制

以级别享受福利待遇是赵国建政就确立的等级制度。

在此不提其他的福利项目,仅就医疗保险而论,据中科院几年前的研究数据显示,80%是为了850万以局厅级以上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仅有的医疗卫生资源,也向干部公务员群体过度倾斜,给药的”分级制度”,对参加医疗保险的人群,也耍按照他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划分等级,级别越高的,得到的医疗服务质量越高,药品供应也耍越好,而老百姓就连基本的医疗都难以保证!

中国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说:省部级以上的高干病房,一旦进入生命维持系统,一天的费用是20万,一年就是7000多万。国家的医疗资源大部分被金字塔顶端用掉了,所以全民医保遥遥无期。

公共福利服务是保障国民基本尊严的民生工程,然而权贵们通过手中的权力,利用法律手段将绝大部分蛋糕划归自己,让百分之九十几的贫贱国民自生自灭,或剖腹自疗,或锯腿求生,或自杀以免拖累家人。

除了医疗之外,像教育、社保双轨制等等无不是如此分配,在此不一一细说。

五、贪腐

为什么说贪腐与专制是共生关系?

作家陈行之先生在《无政府主义是专制的最后阶段》中 说:通过任命制保持下级权力对上级权力的忠诚,是专制主义社会隐秘的政治机制,只有寻摸到这种机制,才能够洞悉为什么凡是专制主义社会都无法避免和消除腐败。

也就是说,腐败和对社会的掠夺是与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共生的。权力来源于谁就必然效忠与谁,反之,对于上位者来说,谁能给他带来利益,他就给谁权力。在这种利益链条下,下级必然要向上级输送利益,而下级只有向更下面的人要利益,最终所有后果由无权者承担。

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在受到双规以后,面对义正词严审查他的纪委官员怒吼道:”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问题,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提拔腐败,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这个还要我告诉你们?”

原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说,”中国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

他们正道出这个体制官员生态的本质。

这种通过收受贿赂的贪腐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贪婪,而且也是表现效忠的必要手段,否则正如文强所说”一个干部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你工作干的再好也没有用”。

当然,这与前四种分赃方式比起来,就完全不入流了,也是最末端的方式,它不仅在官场争斗中有被政敌利用的风险性,毕竟在明面上不能像前面那样披上合法的外衣,所获利益与之相比也是九牛一毛。

——网友推荐

据《新世纪》(NCN)转发的文本
張貼者NCN 位於 2/24/2019 11:21:00 下午

程晓农:今年的人大有何不同?

博谈网 2019-03-12 04:53 来源: SBS(澳广普通话)
作者: 程晓农.

Delegates attend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今年全国人大加速审议《外商投资法》,其实与缓解这三个风险都有关系;而明年房地产税法落地,也是为了减轻经济风险,这个新税将与城市家庭的钱包密切相关。

习近平的政治风险

今年的人大开会之前一段时间,中共高层提出,要防范政治风险。何谓政治风险?海外有种种设想,从今年的若干周年纪念日要引发事件,到传统的权力斗争猜想再度登场,还有两会代表可能对习近平说“不”,不一而足。然而,解读官媒透露的信息,却可以发现,政治风险虽然在党内、在官场,却主要是指官场怠工和政令不出中南海。关于后一点,据官媒介绍,以前的状态是,中南海的号令卡在政令体系的“脖子”,大约是指省部一级;现在已“异变转移”到了“脚”的位置,即指令下传到基层官员,他们却无动于衷或过分作为。

官员怠工,与期盼民主无关,他们始终是集权和专政的拥护者;官员的二心,不是与专政有二心,而是与反贪有二心。自王岐山奉命大力反腐以来,官场上的多数人对反腐行动和限腐条令极度不满,出现了耳语诋毁和消极怠工。这种不满以以及对江朱、胡温时代的怀念,是眷顾前两届高层那种“用腐败换合作”的官场运转方针,又对近几年来的“用反腐逼合作”方针百般抵触。当下官员们的“不合作”,大致有三类表现:一是看笑话,经济下行了,看你们上面怎么办:二是少干少错,只喝茶看报,你上面又能怎么样;三是盲干蛮干,上面喊东,他们在东面闹一番动静,上面喊西,再转到西面折腾一下,至于是否对经济有益,或者做过头了产生反效果,官员们就无所谓了,反正我是在执行上面的指令。

为什么对当局来说,官员怠工是个重要的政治风险?因为当前北京同时还面临着经济风险。在集权国家,政府克服经济困难的主要办法,是靠各级官员努力“发明”摆脱困境的各种因地制宜的具体措施。在毛时代,官员们会闻风而动,主要是因为害怕政治清洗;在江朱、胡温时代,官员们对上面指令积极主动地合作,与腐败机会这个重要诱因有关;而在习近平时代,腐败机会没了,诱因不存,而抵触之心火难灭,于是他们选择了不作为。今天北京谈政治风险,并不单纯着眼于官场政治问题,其实还有一层担忧,即官员们的“不合作”可能放大经济风险。

李克强的经济风险和国际风险

全国人大形式上的功能是每年听取报告,举手通过;其实质性的职能则是立法。全国人大不是经济决策机构,在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方面极少有自己的截然不同于国务院的看法。但是,人代会所审议的各种工作报告以及相关的会议新闻,往往能提供一些观察经济风向的线索。每年人代会总理都要作政府工作报告,从2015年开始,经济风险一词就出现在李克强的报告里;此后各年的报告中类似内容不断出现,而对经济风险所涉范围的评估则逐步扩大。

回顾过去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经济形势的国内因素评估,可以发现:早在2014年就谈到了“产能相对过剩”;2015年提出了“财政、金融风险”;2016年再提财政收支问题,加上了“产能过剩”(不再是相对过剩);2017年则提到“部分行业产能过剩”;2018年提出了“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强、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今年的报告涉及面更广,如“消费增速减慢,有效投资增长乏力,实体经济困难较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较大,金融等领域风险隐患依然不少”。

上述内容表明,在产能过剩、财政风险、金融风险这几方面,6年来改善不多;从2018年开始,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实体经济困难凸显,意味着经济下行已经开始;今年又增加了民营企业经营困难这个现象,而民营企业是就业者的主要职场,民营企业的难处越大,今后的就业形势越艰难。可以说,政府过去6年来的经济政策,充其量只是在延缓经济下滑,但在消除经济风险这方面,效果不彰。

今年的报告首次提出了国际风险,其实并不意外,中美经贸谈判这个外部因素带来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在中国的许多出口企业一直拼命抢时间多出口,就是害怕美国提高关税后失去美国市场;而上面提到的目前在消费、投资、实体经济、企业经营等方面遇到的困难,也多多少少折射出国际因素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经济背景下,今年的人代会正准备通过《外商投资法》,这是缓冲国际风险和经济风险的一个应急措施。

《外商投资法》加速审议

去年底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用极快的反常速度,审议了一份被搁置了4年的《外商投资法》,然后在这次人代会期间将完成最后的审议,并投票通过。在中国,很多经济法规都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代全国人大起草,然后交给人大审议通过。早在2015年有关部门就起草了《外商投资法》草案,拟代替现行的“外资三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那个草案保留了对外企的诸多限制性条款,全文共170条,1万8千字,但这个2015年草案一直拖着未在立法机构完成立法所必须的3次审议。

而这次提交审议的《外商投资法》新草案大幅度删繁就简,只剩下3千字,共39条,其中三分之一的条文只有一句话。这个新草案去年12月下旬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并开始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仅仅过去了1个月,今年1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加开一次常委会会议(通常每年双数月份的月底开会),再度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接着,这次人代会将完成第三次审议,然后投票通过。

一个拖了4年的涉外立法,在短短的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突然快速完成审议并提交表决,主要是为了因应中美经贸谈判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现行的“外资三法”对外资设有诸多限制,其中的很多限制或不作为,恰恰是美国在当下正进行的经贸谈判中一再要求北京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改正的。

比如,以前中国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因此经常要求外国公司转让技术,而“外资三法”并不制裁中国的企业和各级政府侵犯外企知识产权的行为,使得这种行为变相合法化了;而这个新草案针对外国投资者普遍关心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等问题设定了保护条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外企转让技术。又如,“外资三法”和其他相关行政法规对允许外企投资的领域设有诸多限制,这次的新草案改为对外企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也就是说,让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获得不低于本国投资者的待遇,除了政府特别规定的限制投资领域之外,其他领域对外企开放。再如,以前发生过地方政府出于自己的目的而征收外企资产的现象,现在新草案规定,原则上国家不征收外国投资。还有,以前外企汇出利润时,经常遭到种种公开和隐性的限制,现在则规定,外企利润可用外汇自由转出。

此法新草案的大幅度改动和快速审议,明显是为了在立法层级尽快提供中国在中美经贸谈判中所作承诺的法律依据,很多条款更象是文字简洁的政策宣告,而不是可用于司法裁判的法律条款。正如中国欧盟商会所言,草案条款宽泛,语言模糊,诸多条文比起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更像是方针政策。

此外,新法案虽然提出了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但并没有具体规定,如何保护外国公司的产品不被仿造或非法“山寨”。外商投资新法本身并不能完全化解中美经贸谈判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它能否带来新的外资热,还要看中美经贸谈判的最终结果,特别是正在谈判的关于监督、执法方面的具体安排。

有一点值得注意,《外商投资法》新版有一种减少政府部门对外企行政干预的倾向,这或许会多少削减一点官员们从中牟利的机会,客观上,不仅会让外企的手脚略为松绑,让外企的自主经营信心更大一点,同时也让外商在衙门面前稍稍直一点腰;而外商的腰稍微直一点,官员们故意“管、卡、不作为”的负面效应,或可些微下降?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除了美国企业外,各国外商拜美国政府之赐,搭了一次“便车”。

国人关注房地产税法

这次人代会期间,中国民众可能并不太关心《外商投资法》,但城市居民却不得不关心另一个既牵动人心、又模糊不清的消息,那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表示,中国房地产税法今年落实制定,最晚或于明年出台;也就是说,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议程里已经明确列上了房地产税法的审议事项,而且一定要在明年通过。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谈到,要健全地方税体系,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房地产税已经是第三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了,而全国人大宣布房地产税的立法限期完成,则是第一次。

所谓的房地产税法,涉及的其实是两种税,即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同时关注房地产税立法,其目的明显与减轻财政风险有关;也就是说,既然经济风险已经形成,而其中财政“窟窿”又是最大的麻烦之一,而现在当局已没有别的办法来填补财政“窟窿”,于是,从有产者兜里掏钱,就成了确定的政策选择。

全中国省以下的各级地方财政都多年来高度依靠“土地财政”,即卖地开发、换取财政收入。随着过去十年的“土木工程景气”因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趋于饱和而消逝,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要填补财政“窟窿”,只能指望房地产税了。过去十年来,中国人的财产当中增值最多的就是房产价值,而现在政府即将全面征收房产税,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可能都成为征税对象。欧洲国家的房地产税比较低,居民反应不那么强烈;美国的房地产税主要是市、镇政府征收后用于本地公立学校开支,其使用相对透明;而中国即将实施的房地产税却不同,它主要是为了填补财政“窟窿”,这就留下了一个悬念,如果地方财政的“窟窿”越来越大,是不是将来房地产税率也会越来越高?目前尚不得而知。

房地产税已经讲了多年,在重庆和上海早就有了有限范围内的试点,而陕西和宁夏则近年开征。这个新税种之所以迟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征,据说与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大有关,一旦开征,可能令房产市场受冲击。然而,房产库存过大看来很难再指望自然消化了,而地方财政却面临财源日益枯竭,于是,今年房地产税的立法就进入了最后完成阶段。消息一出,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房地产公司的股价应声下跌;可以预期,今后国内股市会出现同样的现象。

中国人家中很少保存法律文本;但房地产税法通过后,恐怕许多家庭都不得不尽快买一本备存。这部房地产税法可能把税率和起征面积的决定权交由各地政府自行决定,那么,究竟会征多少税?许多可能受到影响的城市家庭现在寄希望于本地房地产税税率低、免税面积大;其实,房地产税负到底有多重,取决于经济下行的状态,地方财政风险越大,则房地产税负就越难减轻。由此来看,今明两年的人代会,可能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孙立平:房产税有可能毁掉中国经济的未来

立平观察转自 孙立平社会观察 2019-03-12

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有点耸人听闻,但实际上一点都不夸张。其中的道理,容我慢慢来分析。

谈论这个问题,有一个最基本的背景,这就是,中国经济现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正在上一个台阶。能不能实现这个转折,能不能上好这个台阶,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

这个转折点是什么?我最近一直在讲六个字:房子差不多了。确切一点说,以房子为中心的时代即将结束,也许就是今后两三年的事情。尽管从去年到今年一些地方的房子很热,但这个观点我讲了整整两年了(其中的根据可以看我以前这方面的文章)。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经历了整整20年的以房子为中心的时代之后,我们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房子是整个社会的中心,大到国民经济,小到个人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房子转的。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在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与这个是分不开的。而中国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与此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时代很快就要结束了。这是我们判断中国经济未来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依据。

如果这个判断是靠谱的话,接着的问题就是,这个以房子为中心的时代结束之后,我们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或阶段?我将其称之为后置业时代。在后置业时代,虽然还有人要买房(包括改善性需求),还有更多的人需要还房贷,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将不再把钱主要用在房子上了,人们想活得好一点了,想改善点生活品质了。

换言之,这个转折点标志的是一个以消费升级为基础的经济转型。过去20年这样一个阶段要过去了,其内在的潜力已经基本释放完毕,中国经济面临的是在消费升级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当中,关键的问题是消费升级能不能实现,即把人们在生活得好一点、提升点生活品质方面的新的需求释放出来。如果创造条件,使这方面的需求能够释放出来,新的发展动力就会形成,中国经济将进入下一个阶段。如果受种种条件的制约或有些重要问题处理不当,这方面的需求释放不出来,新的发展动力无法形成,中国将会真的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能否为新的需求的释放创造条件。而房产税的征收与这个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理论上来说,上这个台阶,涉及到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而两者的关系也是这几年人们讨论甚至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说简单一点,所谓供给的问题就是一个社会能生产出什么东西,生产出多少,生产出的东西质量如何的问题;所谓需求就是人们在现实的条件下,能消费什么,消费多少的问题。虽然不能简单认为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消费决定生产,需求决定供给,但在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上,特别是就我们目前面对的问题来说,需求的问题,老百姓现实的消费能力的问题,仍然是首要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如果供给的问题不能很好解决,这个台阶我们会上得很艰难,很缓慢,尤其是国际上的竞争性目标难以实现;但如果需求的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可以断定,这个台阶根本就上不去,甚至在社会层面上会出现大的问题。这两者孰轻孰重,我相信不难判断。

那么在需求的释放上,我们现在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或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下面三个因素。

第一是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老百姓能买得起什么,能消费多少。在这方面,应当说并不是很乐观的。

具体的数据就不说了,只讲一个简单的对比。日本和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都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的。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就是大约经过不到20年的时间,这些地方就变成了富裕的国家和地区,那里的老百姓,也从穷人变成了富人。

而我们这次经济起飞,起点比上述有的地方要高,速度比他们还要快,起飞的时间相当于他们的两倍。而到现在,大部分人的收入,特别是消费能力,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我想主要有三个。一是整个国民财富的分配,过于向国家倾斜,国富民穷的现象是不容忽视的。二是贫富差距巨大,巨额的财富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第三,就是收入偏高的人群,这些年也是把点钱主要花在房子上了。

因此,现在政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应当是继续加大从居民手中抽取财富的力度,而是要还富于民,提高居民的收入,保护居民给的财富。任何加大抽取力度的行为对今后的消极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是社会保障。在后置业阶段新的需求能不能释放出来,人们的消费水平能不能有阶段性的提高,除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社会保障,是如何解决人们在消费上的后顾之忧问题。

应当说,在这方面,尤其是从前景的意义上说,并不乐观。经济增速放缓,人口老化,现在社会保障已经是捉襟见肘。不但在一般的意义上人们对社保的预期并不高,甚至在最近一段时间,这种预期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为什么黑龙江的养老金亏空会引起这么多的议论,为什么人们对医保中停用部分医疗耗材的规定这么敏感?与人们对未来的忧虑有直接关系的。

不得不承认,将来养老也好,医疗也好,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还是得依赖于个人。因此,人们手里的房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社会保障而存在的。换言之,有人买了第二第三套房子,有的是有一种养老基金的含义在里面的,到时候,养老的钱不够的话,用房子来养老。也就是说,那第二第三套房子,是养老的钱。

如果征收房产税,让他们的第二套第三套房子也拿不住,养老和医疗的问题又很难考政府来解决,必然会大大打击他们的消费信心。要知道,现在有人还敢花点钱,还敢消费一点,是因为他们手里有两套三套房子。

第三是对未来的预期。这主要是就当下而言。应当承认,现在很多人对未来的预期并不是很乐观的,人们的心气并不高。经济增速放缓,很多企业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人口迅速老龄化,城市的土地基本卖完了,政府的支出仍在大幅度增长,由于过去这些年货币超发导致的货币贬值的预期强烈。应当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情绪和心气并不是很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台房产税,甚至过多地议论房产税,都是很不明智的。

这里特别要说明一点,不要以为房产税涉及的就是富人。岁房产税而来的房租上涨最终会波及社会的下层,这样会导致整个社会心态的变化。